裴长洪｜新中国经济的第一个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

在12月19日于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裴长洪教授发表了题为《新中国经济的第一个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的演讲，演讲内容已经作者审定并将刊载《政治经济学报》第20卷，CPEER特编发，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教授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问题导向

各位专家学者好。我这里说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怎么发生的？有一次我和周文教授聊天，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哪里说起。《资本论》是从商品说起，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同时它也符合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联系极其密切，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而考虑实践性的最重要一个特征就是问题导向，因为你是来源于实践，你就是要有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这表明问题导向是多么重大，对于理论研究来讲是多么重要。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大家看毛选，毛选第一卷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只有两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社会什么性质，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第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是毛选第一卷第三篇文章，这篇文章是1928年10月份在井冈山上写的，这篇文章具有极强的问题导向。如果今天拿这个问题来考我们，教科书式的回答肯定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支持，红军作战勇敢。这么回答就不符合历史，马克思没有领导过武装斗争，列宁领导的武装斗争是城市工人和士兵起义和城市暴动，这个问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而当时党的中央领导是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他们在上海一天到晚反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打游击，总要求红军去攻长沙打南昌。而那时的人民群众，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支持。毛泽东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回答。他说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是红色根据地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因为各军阀势力都是各个帝国主义控制的，互相战争，所以井冈山红色政权能够在湘赣边界存在。第二是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长期存在于受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区，江西、湖南都受过大革命影响；而山西阎锡山的地盘就不行，东北张作霖的地盘也不行，总共五个原因，这是毛泽东的回答。他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所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理论在这一篇文章里都回答了。这篇文章虽然很短，但创造性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怎样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设想，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业国要变成工业国，第二个是新民主主义要转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目标很明确，但路径又不清晰的问题。1950年5月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七届三中全会原来设想是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三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土地改革。而且毛泽东当时说了恐怕得搞十年，这套东西要还不叫社会主义。到了三年经济恢复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公私经济比重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国营工业占比提升到52.8%，国营商业提升到60.5%，私营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农村互助组占农户40%，事实上已经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其次是国家工业建设对商品粮、工业原料的需求不能通过分散农户得到满足；与私人资本经济的自由生产和贸易的矛盾显露。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思考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工业化道路怎么走，而且这也是二战以后所有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本国的工业化道路怎么走。

世界上曾经发生的工业化道路就是这么几条：第一条十七八世纪英美国家发展轻工业，积累资本发展重工业。第二条19世纪中后期德国、日本政府投资搞重工业，民间投资搞轻工业。第三条是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也讨论过，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的财经部门讨论过中国工业化道路怎么走，当时不少人主张搞苏联模式，实行国家统制经济，“先图强后致富”。当时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是美国国家资本对欧洲、日本战后重建的支持，实际上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新的趋势。首先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4月开始启动，延续了4个财政年度，西欧各国通过参加OECD，都接受了美国的金融、技术和设备各种形式的援助，大概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与，10%是贷款。日本没有直接接受美国的财政援助，但是间接得到了美国大量军事订单，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比如说丰田汽车，原来1950年的产量只有300辆，但是一打朝鲜战争，日本接到5000辆的军事订单，就把日本丰田汽车给扶持起来了。50年代拉美各国都掀起了国有化热潮，国有化目的就是国家干预和国家投资搞国家工业化。这说明二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家资本直接介入和国家干预是最重要的特征。

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趋势的变化当然是中国工业化外部的环境，那么中国工业化为什么要选择“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条道路，为什么它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经济战略目标，则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第一个是国家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当时非常明显，美国在南朝鲜，在日本都有驻军，在台湾有第七舰队。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严重的战争威胁。没有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就没有安全保障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二是七届二中全会讲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农业国变工业国，第二个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物质技术和社会经济基础。第三是中国人一个长期的梦想，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其实这个梦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建党之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共产党的初心。这些内在的要求导致了中国走的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条工业化道路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个国家投资为主并形成国有企业，奠定公有制经济的最主要基础。第二个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整个工业体系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第三，这个工业化是独立的工业化体系，不依附任何国家，包括不依附苏联，所以是国内循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苏共很早就有正反两面的认识，不光是历次左倾和“王明路线”对中共的影响，造成中国革命的损失，也包括后来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斯大林开始也很不爽快，一直到中国出兵以后才答应给空中支持。因此中共领导人很清楚，我们不能依附苏联，我们要搞独立的一套，包括今天习近平讲的实体经济和农业，我们要自己搞。这个认识从这里就开始了，我们是独立自主的，所以重工业是工业化的基础。从理论依据上看，有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再生产中第一部类生产快于第二部类生产的客观要求，需要采取国家工业化并集中力量搞重工业生产才能带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有就是依据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建设经验对中国具有直接借鉴意义，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验。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回答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1953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的完整表述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即一化三改，实际上一化是主导，三改是推动一化的手段。当时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实践的发展，后来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提法做了不断的完善，例如1954年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表述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6年“八大”制定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些新表述当然更全面了，但是核心仍然是国家工业化。这就是新中国回答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而国家工业化所秉持的建设方针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也是国内循环为主的内在要求。虽然我们得到了苏联156个工业项目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但是从资金量上看，苏联给予我们66亿旧卢布的有偿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其中包括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9亿元。同时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相当于7.7亿美元），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美元的工业化外来资本。按照现在的美元价格计算，当然是挺高的，大致可折算为2400亿美元， 这个数字今天任何一个大国也都不容易做到。但是它也只占“一五”期间中国国民收入的2.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彩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建立：1956年国营经济比重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达53.4%；全国1.1亿农户中96.3%加入合作社。2，1956年工农业产值、主要工业产品全部提前完成“一五计划”，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等不能制造的历史结束了。由此开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江泽民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所以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这里讲起，这里才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们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门槛的时候，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选择问题，这是问题导向，不是教科书，这是我们真实的实践。

这个答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哪些启示？第一，设定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是研判国情和世情，研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认识成果的最重要的应用。研判国情，确定社会主要矛盾，你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制定我们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嘛。第二，它是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基本标识。第三是党和国家治国理政重要手段和经济工作总基调的指导思想。第四，科学设定这样的战略目标成为国家对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社会兼顾和综合平衡发展的基本依据。邓小平讲的小康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目标：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宣布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2002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说，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十九届五中全会讲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战略目标。都发端于新中国对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回答的启示，这就成了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

二、广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同问题导向

《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了资本剥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秘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回答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路径和制度选择，以及经济治理选择，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要回答如何促进和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和成果；并向世界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及影响世界的组织方式和传播方式，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外延。回答不同问题要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叙事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资本剥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秘密，它的研究对象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抽象的方法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作为分析和叙事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科学的抽象方法应当把实践、经济学和历史逻辑三者统一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原因。实践逻辑、经济学逻辑、历史逻辑、三者统一，但又不是平行的，从马克思主义实践性观点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更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逻辑。正如习近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可见，如果没有对新中国经济第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哪来的对上述重大理论问题的创造性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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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梓彬    审核：骆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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